本报记者 朱宁宁

　　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迎来施行十周年。这部法律首次以专门立法的形式明确“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结束了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长期缺乏专门法律支撑的历史。

　　十年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成效显著，反家暴工作在制度建设、实践运行、社会观念等多个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朝着更精准、更全面、更高效的治理目标持续推进。

　　十年间，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处置更加及时、更加有力，涉家庭暴力的人身伤害犯罪案件数量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反家暴治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

　　十年间，社会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逐步提高，家庭暴力受害人自我保护、依法维权的意识日益增强，形成全社会共同反对家暴、守护家庭、关爱受害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破冰立法 树立反家暴标杆

　　时光回溯至十年前。2016年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几天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上，当时的大会发言人傅莹专门回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关于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相关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后马上就有了第一个案例。一位61岁的妇女长期遭受家暴，她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作出了裁定。”法律刚施行，第一个案子就出来了，这让傅莹非常有感触。她同时强调，中国人家庭观念比较强，在这部法的设计中应该说公权力的介入还是比较克制的，只有在家庭不能够自治的情况下，公权力才被动介入，并且完全是在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才会去介入。

　　傅莹专门提及的这一立法焦点——公权力对家庭事务的适度介入，也正是这部法律制定中的难点所在。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家庭暴力视为家庭内部的私事，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希望公权力介入家庭事务，这给反家暴立法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和挑战。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来之不易。相关课题组为此研究了近二十年。立法过程长期难以推进，核心原因在于家庭暴力问题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存在差异，社会接受度不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原主任郭林茂回忆，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最初版本有90条左右，经过反复调研、多方论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多次删减完善，最终定稿不足40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立法的艰难与审慎。

　　“中国有自身特殊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国情，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脱离国情照搬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反家暴立法之路。向国际社会明确表明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坚定态度——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郭林茂说。

　　织密法网 完善反家暴制度

　　十年来，我国以反家庭暴力法为基础和核心，持续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不断健全反家暴法治体系，为反家暴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增加了反家庭暴力相关条款，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与此同时，我国反家暴治理模式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到“多元协同”的体系化升级，反家暴工作不再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而是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反家暴的强大合力。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牵头建立多部门合作会商机制，定期交流部门工作情况，就法律实施的重难点问题组织专题会商。各部门强化责任担当，加强信息沟通，联合出台文件，联合开展宣传，联合推进各项任务落实。各地因地制宜分级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打通“事先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各环节，创造了“公安+民政+妇联”“法院+公安+社区”等多种基层联动模式，探索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力提升了工作质效。

　　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致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反家暴法治网络，包括《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等。

　　地方立法也为反家庭暴力法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更具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的支撑。截至2026年3月，已有21个省（区、市）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相继制定或修订了省级反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实施办法或决定。

　　十年实践 绘就反家暴新篇

　　反家庭暴力法最核心、最具突破性的亮点之一，就是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十年来，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人身安全保护令成为反家暴工作的“法治利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近2.6万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率逐年提升。北京曾出现6小时内快速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高效案例，及时为受害人提供了紧急保护。同时，检察院支持起诉、妇联全程介入、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多部门联动模式，让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多年来专注反家暴法律实务，一直致力于反家暴一线工作。李莹最大的感受是，社会观念实现了从“漠视容忍”到“零容忍”的根本转变，“这也是这部法律带来的最直观、最深刻的成效”。

　　十年间，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家暴认定标准、证据规则持续完善，反家暴司法实践实现了从“模糊界定”到“精准细化”的专业升级。在家暴形式认定上，经济控制、精神暴力等非身体暴力形式被明确纳入家庭暴力范畴。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更是将凌辱贬损人格、以自残方式威胁受害人等行为明确认定为精神暴力，进一步细化了精神暴力的认定标准。在受害人范围上，广东、内蒙古等地通过地方立法，将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纳入受害人范围，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延伸保护。在证据规则上，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确定为“较大可能性”，有效破解了受害人举证难、举证累的痛点，降低了受害人的维权成本，让更多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法律保护。

　　法治的刚性约束，让家庭暴力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涉家暴犯罪降幅显著。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家暴犯罪嫌疑人3000余人，对多次施暴、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家暴行为依法从严惩处。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智技术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成为反家暴工作提质增效的新引擎，为反家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反家暴工作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2024年以来，中华女子学院教授但淑华先后承担多个有关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课题，让她印象深刻的就是数智技术的成功运用。比如，浙江温州的医疗领域强制报告跨场景平台，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快速响应，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

　　“这些创新做法让反家暴工作更高效、更精准，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但淑华建议，适时启动对反家庭暴力法的修改，增加运用数智化手段防治家庭暴力等相关内容，同时，充分利用线上培训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反家暴工作人员的培训，扩大覆盖面，确保反家庭暴力法真正落地生效。